三、消费不足危机论有加剧资源匮乏的局限性
1.充裕的资源是保障产出持久增长的物质基础。诚然，短期增长的连续性取决于旺盛的需求亦或畅通的流通渠道，但是，持久的增长则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。就连首创需求论的新古典学派马歇尔也承认：“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察的时期越短，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；时间愈长，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逾加重要。因为生产成本……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。”当前，日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。因为，可持续发展要求，产出曲线不仅短期不能中断，而且，随着时问的推移应具有无限延长、增长的趋势，如果资源逐渐走向耗竭，即使生产能够不间断的维持，那也是低位运行(斜率变为负值)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。只有保证资源数量的充裕，增长的持久性才成为可能。
2.消费不足论的资源环境负效应。如果说资源短缺问题早已存在的话，那么，“滞胀”是资源危机凸现的标志。该问题快速升级，与长期单方面实施刺激消费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首先，凯恩斯对消费拉动经济的强调，推动了资源环境恶化的进程。凯恩斯认为，一个社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就业不足，“就业的机会必然受到总需求多寡的限制。总需求只能来源于现行的消费以及现在为将来的消费所作的准备。……消费不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。”要“预先消费”就得“举债支出”进行负储蓄，但是，只要消耗就会促进生产，哪怕是浪费也会致富。这种对消费作用的强调，促成了后工业社会新意识形态“物质主义(materialism)”的形成，即，不顾及资源承载力、不顾及后代人福利的畸形消费——高消费、炫耀消费和浪费消费。这种消费，对一国资源环境的掠夺是贪婪和疯狂的，且以其强大的感染力，促成资源难题全球泛滥。因此，“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，我们的消费者应对于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责任。”对资源更具破坏性的畸形消费意识仍来源于《通论》：“建造金字塔、地震、甚至战争都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。”尽管，这些话是出于对那些固守经典理论的政治家的讽刺，但被相当数量的人所误解，以至于，西方社会的军备竞赛、频繁战争、浪费性政绩工程等都以此为理论根据。尽管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，美国也从二战中得到了繁荣的好处，然而，破坏性消费对资源环境的摧毁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其次，强烈的短期意识是诱发资源问题快速升级的又一原因。凯恩斯在《通论》中坦言，他所陈述的思想及政策主张都是针对短期经济问题的，这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往往把短期与长远、当代与后代的利益对立起来，所形成的策略通常只顾眼前不顾长远、只顾当代不顾后代人。例如，他认为古埃及的就业得益于金字塔的建造，中世纪就业得益于造教堂和做道场，为此他告诫道：如果“我们在为后代建造住房时，要是仔细考虑这样做对后代所增添的‘财务’负担，从而，我们就没有象埃及和中世纪那样简便的避免失业问题的方法了。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存在……”。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：“在长期中，我们都会死去”，意思是说，既然到了那个时候，人们都会死掉，那么，经济事物的长期均衡状态就没有实际意义了。这种短视化的思想，既迎合西方政府政治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，也与西方大众的人文价值观相弥合，因此，在实践中，消费上的吃光花光带动资本的极度扩张，必然衍生大量投入、大量消耗的增长模式。第三，单方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，忽视生产源泉的管理可能对持久消费的制约。必然带来连锁负外部性的全球传递。西方发达国家接受凯恩斯刺激消费政策，带来了产业快速升级和信息化实现的良好效应。信息化似乎是减少甚至替代了资源的大量消耗，但事实上，支撑过度消费的产品加工和生产地点已经转移到欠发达国家，并且，同时转移的还有以资源高投入、高耗费、高废弃物排放为特征的增长模式，由此导致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蔓延，留给其他国家乃至后代可发展的道路日益狭窄。
对于凯恩斯刺激消费政策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，加尔布雷斯早有微辞，并指出，“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，虽然为改善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，但存在着根本的缺陷，他们不能为解决当前困扰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。”的确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，凯恩斯的刺激消费政策是以大量闲置资源为条件，在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情况下，不加节制使用，必然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。